“（当我们）评价吉卜林先生，心情还不足以好奇，也不足以那么理直气壮，”T．S．艾略特在1919年如此写道。安德鲁·莱西特在其有关吉卜林生平的传记近著中指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影响对艾略特当时正在写作的《荒原》中表露出的“不同的声音”可说是显而易见。不过，虽然艾略特颇为钦佩吉卜林的诗文，但也明显十分反感吉卜林的个性——当时吉卜林声望仍隆——他是那种危害最大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象征。艾略特甚至把吉卜林作品的影响看成是孕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十年过去了，读完莱西特的这部作品人们对吉卜林的看法感受依然大致与艾略特相同——许多，也许绝大多数吉卜林的作品仍颇有魅力，奇怪地居然不受时间的限制，不过作为一个人，或者他已至少不折不扣地成为人们原本还持怀疑态度的那种最为保守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正如莱西特不那么自信地所言“他的确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更有趣的是，他又不是。”
紧跟哈里·里基特于去年一月出版的传记之后，莱西特是第六位吉卜林传记作家。莱西特的这部传记远比里基特的出色，但充塞着过多的事实及细节，而过于紧密的排字又令人倦乏难以阅读下去。尽管如此，吉卜林其人其事比之以前的任何一本吉卜林传记（包括安格斯·威尔逊和马丁·西摩——史密斯的）更清晰鲜明，还应该认为，更令人不快。
吉卜林迎合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作为在拉合尔（他的英国父母住在此地）初出茅庐的一个不到二十岁记者，吉卜林曾写道，他发现自己看见“一个褐腿东方人的儿子”穿着大学硕士服时觉得非常“滑稽可笑”。不过，他的早期短篇小说《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P1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以肯定的态度描写印度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年轻时他本人在印度似乎还有定期的性冒险——“不时在花园做风流事”一则典型的日记如此写道……，他也吸印度产麻醉品。小说《基姆》（Kim）第一版写的是一个在拉合尔开鸦片馆的爱尔兰老妇人的故事。
《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的成功使他得以跻身于英国文坛，在伦敦住下后，他找了一个代理人A．P．瓦特。瓦特告诉他如果写长篇小说就会发财。事实上，没多久，他就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几千美元，莱西特揭示出财富的获得及投资成为吉卜林和他与之结婚的一个美国女人嘉莉日后生活的主要动力。一旦离开印度，他的小说更加充满了商业味，《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所特有的那种明显煽动性的锋芒变得迟钝起来。例如，莱西特认为吉卜林写于二十年代末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具有一个传统意主旨——“年轻的人兽儿莫格利被告之务必恪守他的父辈一代所遵循的理性的以及早已根深蒂固的格言”，这正是“一个有阅读责任感的成年人应该告诫任何年轻人的”。甚至吉卜林的学校小说《斯托凯公司》（Stalky Co．，）也没真正意图要颠覆政府体制；班主任（以吉卜林实际生活中的上司为原型）就是一个几乎上帝般的智慧源泉。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吉卜林所写的长篇小说《基姆》。这本书历经数年在他三十五岁于1900完成，小说——莱西特说得正确——饱含同情逼真地揭示了东方式的忍耐服从和神秘主义。这些特点在那些栩栩如生的喇嘛的身上得以具体化，对于西方军国主义及行为方式而言那是与之相反的一种感召力。莱西特认为《基姆》这本书表明吉卜林“处于他最具有颠覆性理念的顶峰，把他的那些并不奇特的观点看法装进了小说人物中的头脑，肯定文化和知识多元化的好处，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权利，呼吁艺术家有固守自己精神守护神的自由，而且，如果必要，有持相反意见的自由。”
同样的信念也出现在短篇小说集《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中，例如，本书中大象的孩子被众所周知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所驱使，拒绝他的长辈业已接受的智慧，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访问鳄鱼），结果留下一个对于他的种类来说是有利的新标记——这个故事名叫《大象如何有了象鼻》（How the Elephant Got His Trunk）。吉卜林在坦率地重述英国历史时同样也流露出这些自由主义思想。《普克山的拨克》（Puck of Pook’s Hill，1906）。这本书传达的是至今仍不失意义的观念：在整个英国历史上，异族不间断的侵犯浪潮才使英国积聚了巨大财富，强盛起来，最初的定居者起而反抗，可后来容纳了异族人从而大获其利。
不过，在创作这些杰出的思想宽容的作品时，已经是公众人物的吉卜林在他的书信中却大肆倾泻出其种族歧视废话。“我对你们那儿患此病表示祝贺，”1903年他在写给南非的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在约翰内斯堡印度人社区突遇一场淋巴腺鼠疫。“像在他之前的父亲那样，拉迪亚德·吉卜林认为在南非的印度人预示着麻烦和骚乱。”从青年时代起，吉卜林就是共济会成员，他居然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道德的沦落而这种沦落本来是共济会可以阻止的。他指责俄国对犹太人的革命，可又散布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怀疑，因为爱因斯坦“无疑是希伯来人”
吉卜林的儿子约翰在这种情势下一事无成。1914年八月十七岁生日那天，在父亲的陪同下，约翰步入征兵办公室，不久因为极度痛苦而死于战壕，对此事父亲冷漠地说：“众多人同我们站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总养育出一个士兵”。同里克特写的吉卜林传记中特别突出了吉卜林因儿子死亡的悲痛相比，莱西特的这部传记似乎并不着重写情感，更像是事实的记事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从容居丧的吉卜林。
不那么令人惊奇的是，吉卜林的晚年（他生活到1936年）笼罩在失望中，情绪相当沮丧。他把这归咎于没能诊断出的肌体病症所致，不过，如果亨利·詹姆斯仍然健在，他准知道真相。1901年，就在读过《基姆》不久，詹姆斯回到英国就曾试图把吉卜林拉入正轨：“扔掉公共事务，那可是乌合之众的场合，回到你的画布和颜料盒旁边吧……其它都是骗人的鬼话。去请教喇嘛。”
